造成康雍乾盛世的因素是什么?

批阅奏报成为制度。康熙考虑到蒙古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习惯，以打猎为名去那里接见蒙古王公，扶持黄教，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以笼络汉族士大夫，乾隆时。1771年、雍、题匾刻碑。康乾六下江南。
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因俗而治，顺治时册封达赖。此后军机处成为皇帝处理朝政的枢纽机构，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设立军机处、乾三帝的励精图治，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压迫，采用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藏问题上。
康熙每天早晨都要进行“御门听政”、尊孔重道，数十年如一日，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康熙时册封班禅，在清政府的感召下。雍正时期为了平定准格尔叛乱的事务、拜祭孝陵，清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信仰，乾隆时确立“金瓶掣签”制。皇帝每天上午与军机大臣会商要务，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这些政策对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社会相对稳定，边疆问题暂时得到控制；
康熙乾隆的政策；
 

通俗地讲：
  
  当时，我们的文化和丝织品还有陶瓷甚至是茶叶，都受外国人所狂热，特别是当时的工业大国，英国。所以，我们对外销售的商品，总是大量的，收入总比支出要多出许多！国家那时，真是地大物博，黄金便地。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根基留下的庞大资财更是让康雍乾当政时更为强盛。
具体讲到的资金：
在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1/3。 
清朝税峰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1两黄金=10两白银=500克，所以，1两=50克。现在1克黄金=20美元，按黄金折价，现在约值800亿美元。 
清朝时的税率约为1/18，虽然不是历史最低的但是不像宋朝有额外负担。宋朝每年都要给西夏，金，辽大量进贡，名为赏赐实际上是交保护费，宋朝又是全民皆兵的制度军费开支沉重，一有警报就是征兵征粮哭声震天，真实的百姓生活苦不可言，完全不是想象中《清明上河图》这些装饰太平的场面。而清朝就是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晚期也坚持永不加税的制度，并且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贸易是历史最发达的，有人曾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接着西服皮鞋丝袜” 
由于其他赋税不多，那么GDP差不多是800*18=14400亿美元。当时清朝 的人口差不多三亿，因此也可以有4880美元的人均GDP。其实，换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应该比4880美元高得多！
探破历史，历史角度，说起：
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2.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先看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再看看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10]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BTW1: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讯,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很多的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国家统一的不稳固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据说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这就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早期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增加。） 
文化氛围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未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政治队伍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以务虚的态度，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极差的效果。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落后的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入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乾隆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其统一的雄姿，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她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表面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康熙帝（清圣祖）巩固和加强了满清帝国的统一。对内平定了三藩之乱；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孙子郑克塽，1675年，他派兵驱逐了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1679年，他派代表与沙俄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做出了一些让步，把贝加尔湖以东划给俄国，由此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不久又迅速征服了准噶尔，稳固了清朝的统治。
? 康熙皇帝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鼓励垦荒，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
康熙皇帝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统一战争，使局势趋向稳定，清政府大为巩固，又通过一系列的文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中国人民过上了一百一十二年的和平生活。再经雍正、乾隆的努力，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
雍正帝（清世宗）盛年登极。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快刀斩麻。心狠手辣，大兴文字狱。
首先整顿吏治。雍正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雍正元年的正月，雍正连续下了13道谕旨，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还有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雍正还成立会考府，就是对财政进行审计，审计出问题，要严肃处理。
雍正废除了贱籍。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成祖登基后，加害建文帝的忠臣本人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年羹尧之子年熙在奏疏中说她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于元年（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雍正先后下令取消贱民，取消贱籍，让他们编为民籍，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在历史上是有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雍正在位13年，对许多的事情做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一些制度方面做了些改革。所以说雍正是“康雍乾”三代承上启下的作用，“康乾盛世”，严格说起来是“康雍乾盛世”。 
乾隆帝（清高宗）执政60年，虽好大喜功，但客观来说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没什么贡献。他编纂《四库全书》，保存了我国许多的珍贵史籍典藏，但也对其中不少书籍进行了大肆窜改。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很多珍贵材料就此丧失。
乾隆帝酷爱汉文，勤于写诗，有卓越的诗文才华，留下了约42613首各体诗作。作为一个皇帝，一个业余诗人，他的诗作甚至与全唐两千多诗人的一共四万多首诗作不相上下，并且水平不低；即使不论水平，不论民族，一个封建帝王对汉文化如此酷爱，也是对汉文化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清朝的文字狱，诗选的编选者不敢收录、评价当朝皇帝的诗，而原著（《御制诗集》）又卷帙浩繁，所以乾隆的诗没有流传开来。大部分是帝王体打油诗。
乾隆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在六下江南后已有很多百姓起义。
对待威胁其统治的问题上， 乾隆帝粉碎了新疆地区大小和卓木的武装暴乱，屠杀准噶尔大汗兼并了整个新疆并制度化管理。打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一章程，是我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乾隆帝巩固了满洲族在东亚世界的势力，遏制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使清帝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屹立于东方。乾隆皇帝维护大清国的统一，奠定中国版图，有“十全武功”，称“十全老人”。
在“康乾盛世”时，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首先是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至雍正时方达到九亿多亩，恢复并超过了明朝万历时期。加上农业技术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全国粮食总产量大大增加。康乾盛世”把中国封建经济推到高峰。中国的人口在“康乾盛世”时突破了一亿大关。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也是“康乾盛世”时奠定的基础。
（一）简介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二）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但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个什么情况呢：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3.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三）“康乾盛世”的农业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四）“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五）“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这就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早期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增加。） 
（六）“康乾盛世”的文化氛围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七）“康乾盛世”的吏制 
1.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无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统治阶层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极差的效果。 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他们到是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如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的民脂民膏吸剥干净。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八）“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九）“康乾盛世”的残酷统治 
1.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十）“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1.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
“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雍、乾三帝的励精图治，采用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康熙每天早晨都要进行“御门听政”，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数十年如一日。雍正时期为了平定准格尔叛乱的事务，设立军机处。此后军机处成为皇帝处理朝政的枢纽机构。皇帝每天上午与军机大臣会商要务、批阅奏报成为制度。
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因俗而治。康乾六下江南、尊孔重道、拜祭孝陵、题匾刻碑，以笼络汉族士大夫，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康熙考虑到蒙古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习惯，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以打猎为名去那里接见蒙古王公。1771年，乾隆时，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压迫，在清政府的感召下，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在西藏问题上，清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信仰，扶持黄教，顺治时册封达赖，康熙时册封班禅，乾隆时确立“金瓶掣签”制，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这些政策对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康乾盛世的表现
•国家统一
清朝在平定南方明朝残余势力后，康熙时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随后，康熙派施琅出兵台湾，迫使郑氏割据政权归降，统一台湾。康熙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通过乌兰布通和昭莫多战役收复内外蒙古，乾隆时出兵伊犁，彻底平定准格尔部分裂势力，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人口增长
明末清初，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和康熙“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迅速从1.4亿增长到3亿。
人口的增长河粮食作物的引进，推动了人口迁徙，促进了西部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但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人多地少、过度毁林造田，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经济繁荣
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18c时，农村市镇数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居世界之冠，中国经济实力和财政储备各达到历史巅峰。
•文化昌盛
在康乾时代，清王朝完成一系列大型文化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文学上的成就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戏剧上有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建筑上有融会中西建筑艺术的圆明园河承德避暑山庄等一批皇家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