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哪些?

央行作为银行的银行，调控国家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银行代理国家金库；  
2.向银行增拨信贷资金；  
3.发行国家债券；  
4.调整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  
在与财政政策配合上可以构成四种不同的政策组合并由此产生四种不同的政策效应：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搭配；紧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搭配。

中央银行根据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目标，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操作目标，作用于中介目标，实现最终目标的运行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操作目标的选择和运用、中介目标的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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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根据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目标，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操作目标,作用于中介目标,实现最终目标的运行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操作目标的选择和运用、中介目标的控制和管理。  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两类：①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调整法定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②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贷款额度控制、利率管制以及对证券抵押贷款规定保证金比率和适时地对消费信用采取控制措施；在特殊况下，中央银行对各家金融机构规定货款最高限额和对各金融机构存放款利率加以限制；对证券购买者在购买证券时规定支付现金比率等措施。此外还有补充性手段，如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  操作目标  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经济目标是通过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实现的。操作目标基本上分为基础货币和短期利率两类。基础货币是具有使货币总量倍数扩张或收缩能力的货币，由流通中现金和存款准备金构成。存款准备金又包括法定准备金和支付准备金。因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变动中央银行资产，使基础货币变动，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增减。管理基础货币有两方面的含义：①控制基础货币总量。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多少直接影响基础货币数量。存款准备金和各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的数量变化都将直接影响基础货币总量的变化。②调节管理基础货币乘数。货币乘数K由现金比率h、活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率rd、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率rt和支付准备比率e四个变量组成。公式为：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很多。一般情况下，四项比率越小,货币乘数越大，反之货币乘数则越小。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中，有的是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的，如法定准备金比率；有的是中央银行只能施加间接影响的，如支付准备金比率；有的则是中央银行影响较微弱的，如现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中央银行一方面应随时把握那些难以施加直接影响的比率变动对信贷扩张或收缩的效应，另一方面则要根据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自觉地调整某些比率，调节基础货币乘数变动，间接影响信贷总量。短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和贴现率，以及商业银行的各种拆借利率和优惠贷款利率等，通过资金成本因素间接影响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效用。  中介目标  既与操作目标又与最终目标紧密联系的变量，包括一般货币供应量和长期利率。货币供应量包括各种形式的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形成社会总需求。有的国家除了货币供应量外，还把贷款增加额作为其中介目标，以便进行宏观控制。长期利率反映的是资本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价格，它直接影响各方面的储蓄、投资行为。中介目标受操作目标变动的直接影响，可以及时、连续地反馈信息和传导货币政策工具效应。同时因其与政策目标的距离较短，干扰因素相应减少，可尽量消除政策传导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提高政策的准确性。  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各个经济目标之间并不完全协调一致，且存在矛盾和可替代关系，因此一定时期内的政策目标可能侧重某一方面。  特征  ①中央银行通过影响众多的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货币政策。②中央银行通过间接的经济杠杆实现宏观调控。一般通过调节各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来影响其行为，但在特殊情况下并不排除行政干预的做法。  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有着行政性和经济性双重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工具是计划控制、再融资、存款准备率调整、利率调整。①计划控制，是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货币、信贷控制的主要手段，分现金发行计划和信贷计划两个层次。具体管理方式有两种：其一是指导性计划，在通常情况下编制各地金融机构信贷总额计划，指导信贷活动，引导资金流向，为各地各级银行控制信贷规模提供参考。其二是指令性计划，通过制定贷款规模限额达到控制货币信贷的目标。②再融资，是再贷款和再贴现。③存款准备率调整，是根据货币政策需要调整准备金比率。④利率调整，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与中央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有关的利率调整，如存款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贴现利率，其预期效应是专业银行行为的变化；二是普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有价证券发行利率，其预期效应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个人储蓄行为的变化。操作目标是短期利率和存款准备金额，以及季度计划执行情况。中介目标是现金发行量、信贷总规模、货币供应量。现金发行仍作为信贷规模控制的砝码，作用虽有限，但货币存量变动对物价水平的稳定是举足轻重的。信贷总规模作为中介目标与有关宏观经济总量目标紧密联系，虽然单纯控制信贷规模会妨碍基层银行自主经营，但在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调控体制下则是重要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尚缺乏应有的调控作用，因为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间接调控体系的中介目标，使其完善还需一个间接调控体系。政策目标以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为主，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是通过汇率变动调节进出口来改善国际收支。  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是以直接控制为主，间接控制为辅。金融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发展和健全间接调控部分，根据中国国情建立一个新的调控机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宏观调控，有经验也有教训。但总体上宏观调控是逐步完善并彰显出“正能量”的。而且，从最初向成熟市场经济体蹒跚学步，到现在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中国的宏观调控开始建立起难得的自信。不过，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健全，调控机制、手段等都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发展与快速的结构变迁中，宏观调控还未能完全跟上步伐。
经济新常态，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突出供给思维应对潜在增速下滑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长期减速问题，因此，供给管理思维更见重要。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方可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其次，经济运行中的很多问题，也需要供给思维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从产能过剩的成因来看，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体制性的、供给面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为获取产业优惠，加紧扶持和竞争（比如提供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出现产业政策导向上的趋同，使得各地区之间出现较为普遍的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进而导致大量产能过剩。因此，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突出供给管理的思维。
再次，强调供给思维不是要抛弃需求管理，但扩大需求有时候也要依赖供给管理。尽管在经济低迷阶段，扩大需求很有必要，但扩大内需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是不够的。扩大内需一靠投资二靠消费。就投资需求看，主要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未来看，重要的投资方向应是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方面，需要调整投资结构。就消费需求看，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不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这个角度，扩大内需也不单纯是需求管理，还要依靠供给管理。政府应降低微观主体对需求扩张政策的严重依赖，积极发挥供给政策的激励，着眼于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
明确“上限”“下限”和“底线”完善区间调控
所谓区间调控，就是并不简单地确定一个绝对数（比如增速目标8%），而是在有一定约束的区间内可以适当调整。这个约束就是“上限”“下限”和“底线”。更准确地说，区间调控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与金融风险的底线。
“底线”从文字上的理解应比“下限”还要低，同时两者有不同的侧重。当经济增速和就业下滑乃至超出下限时，这时宏观政策就要发力，避免触及就业和民生的底线。底线思维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思想。底线思维至少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底线。即“社会政策要托底”。社会政策托底即是保证低收入群体拥有基本生活保障，大多数群众生活稳定，维护社会的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平稳增长。二是增长底线。在增长合理区间上，强调了上限、下限、底线。其中，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样今后几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5%以上，这是底线。三是金融风险底线。在金融风险方面，要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十三五期间，要守住的底线就是不能爆发金融危机。
“上限”“下限”“底线”划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区间调控，可令调控较为从容，不会因宏观指标的短期波动而频繁“出击”。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可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坚持区间调控，还能够在合理增长区间内，更多地关注结构调整和改革。
理解经济异质性与增长非均衡重视结构性调控
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异质性强以及增长的非均衡，这就使得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归纳起来有两个：一个是体制结构，涉及国有与非国有、体制转型与双轨过渡、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等。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并且还处于结构剧变的过程中，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变得非常有必要：首先，结构剧变意味着宏观调控基础的变化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总量调控的失效；其次，快速结构变动引起要素回报的变化以及要素的流动，在价格信号不准确、不完善的情况下，易于导致结构性失衡，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必不可少；再次，结构剧变与结构失衡，使得很多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稳定问题，而是涉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协调，结构调整对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尤为关键。
不同的结构问题会形成不同的结构性调控思路。对于体制结构问题，鉴于经济转型还未完成，存在着双轨过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双轨调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调控与市场化调控并用。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使得结构性调控与总量调控并重，有明显行政性干预色彩和结构性调控特点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平衡财政等政策，均为促进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